重聚莫干山

“过了28年，重上莫干山，百感交集。”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小鲁，如此开始他在莫干山会议的发言。

第一次莫干山会议，对其后几十年的中国改革走向产生深刻影响；2012年9月，老中青经济学者重聚莫干山，再次探讨改革开放的动力与阻力，力图凝聚改革共识，重启第二轮改革进程。重新凝聚改革精神，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基本共识。

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《 第一财经日报 》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(莫干山会议)，昨日落下帷幕。

凝聚改革共识

常修泽(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)、华生(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校长)、

王小鲁等七位学者，是第一次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。他们此次重聚莫干山，也被与会媒体戏称为“莫干七剑客”。

他们的出现，使此次会议更添了几分继往开来的意味。“有一句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这是很正常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在这次莫干山会上，我希望看到的是大批的后浪，后起之秀在扮演主角，来推动改革这辆车。”王小鲁说道。

无论是代表选拔，还是论辩环节，本次会议都有当年的影子。5天的会议中，打擂的、争议的比比皆是，有些人侃侃而谈、唇枪舌剑，也有人顾此失彼、尴尬下场。

会议延续了当年的分组形式，确定了理论与宏观组、改革与收入分配组、城市化与土地制度组、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组。根据学者热议的情况，大会还临时增加了司法与行政改革组。

在昨日的闭幕式上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归纳了五点共识，其中包括王小鲁提出的“推车论”，即：改革开放现在仍然在上坡路，在艰难地向上，需要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，上下结合，不能光靠顶层设计，需要共同推车。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提出的我们加入全球化的“一条腿论”，也成为一个亮点。不少代表认为，现在只是经济先行，“一条腿”加入WTO、进入全球化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相对滞后。作为崛起大国的外交战略、全球化战略，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，以及战略、谋划、战术的准备等方面还不够。

对于热点的财税问题，宏观组提出“价税财利论”自由化的方案，期待时机成熟以后推进。与会者还有一个共识，即“政治改革关键论”。

向80年代致敬

“莫干山会议”，曾被称作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”，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“第一次集体发声”。

此次与会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评价说，它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当时提出的包括价格双轨制改革等，在改革的发力阶段、突破阶段、探索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多位参与者都回忆说，当时的会议受到全国性关注，甚至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派秘书在山下等候，要听听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会讨论出什么结果。

华生回忆说，当年的会议对国家决策起了最关键作用的是时任国务委员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劲夫同志，他在杭州听了会议代表的报告。

华生当时带着价格组做了关于价格放调的报告。张劲夫是新四军时期的老干部，一边听汇报一边来回踱步。回到北京后他就赞赏这个方案好，第一个批示也是他做的，后来国务院总理又做了批示，遂启动价格双轨制改革。那时候，包括华生在内，几乎都是硕士研究生，连博士研究生都没有。

这个会议之所以被铭记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当时与会的人物中，有的已经当了国家领导，有的已经当了著名的学者，有的当了优秀的企业家。诸如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、央行行长周小川、 中投公司 董事长楼继伟、经济学家周其仁、张维迎、王小鲁等都在其中。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在《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的序言中，第一句话就写道：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。

常修泽很认同这个判断，因为那个年代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，知识分子在此前压抑了30多年的智慧和财智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。

常修泽归纳出“莫干山会议精神”，其中包括：时代责任精神、公平竞争精神、自由争鸣精神、官学互动精神。

当年参会代表有124人，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。在选拔过程中，不讲关系、不讲学历、不讲职称、不讲职业、不讲“名气”，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。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。

莫干山会议不仅仅停留在个人的回忆里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在写《新中国经济学史纲》，就有2万字的部分介绍莫干山会议，今年8月正式出版。这部分正是常修泽所写。

常修泽笑着告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，这个章节最后稿费拿了4000元，从性价比来说，远远不够，但想到让莫干山会议载入史册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对于莫干山会议带来的光荣与梦想，他坦言，首先要感谢那个火红的、令人激动的年代，要向20世纪80年代致敬。

如华生一样，很多学者多次面对比较两次会议的问题。华生说，现在和28年前同样都面临着历史的转折和机遇——当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开头；现在整个国家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和压力，也面临着机遇。

刚从发改委卸任不久的彭森说：“第一次搞改革的时候，我也是三十岁，前前后后搞了三十年，我想现在是需要把担子交给年轻同志的时候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