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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网9月1日消息：华语电影像是个被威尼斯惯坏了的孩子，一旦在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失宠，就对外抱怨不受待见，对内自责品质不再。新任主席巴贝拉破天荒的拉来中国记者，誓要解释清楚自己为华语电影做了多大贡献。
腾讯娱乐讯从电影节开始前放出“有惊喜，但绝不可能再是华语电影”的“狠话”，到评委会集体亮相时“改口”解释华语片缺席主竞赛单元“不过是一种巧合”，新官上任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“老主席”阿尔贝托.巴贝拉真不是想跟中国——这个全球最有潜力的电影市场——过不去，毕竟在他1999年第一次主政威尼斯电影节时，就慷慨的把金狮和银狮两项大奖，分别颁给张艺谋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以及张元的《过年回家》。或许是因为华语电影在威尼斯吃过了过多的甜头，当今年主竞赛单元出现零入围的窘境时，华语媒体对巴贝拉过去的“恩情”似乎就产生选择性遗忘了，纷纷产生“新官上任，华语片不再受待见”的阴谋论。
为此，阿尔贝托.巴贝拉决定亲自出面，专为华语媒体劈出时段，以拨乱反正的姿态，强调自己从来没轻视过华语电影。坐在电影宫的露台上，像一个法庭上值得信赖的证人，主席先生先发表了一通关于中国情结的自白书。
我深重的华语电影情结
“我个人非常热爱中国，1984年，就被当时刚浮出水面的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震住。之后在意大利，在欧洲，我们每年都会系统化的认识来自华语地区的新导演和新作品，譬如如今声名显赫的张艺谋、陈凯歌、侯孝贤、王家卫等等。
我曾在家乡的都灵电影节担任艺术总监一职达15年之久（1984-1998），我可以说那是全欧洲最关注中国的电影节，全球各地的电影人、专家和电影迷们都来都灵了解华语电影，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自己每年都跑中国，去认识中国导演，为电影节选片。
1999年，当我成为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时，可以说一切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，无论选片还是评审结果，会发现我们的视野彻底转向了东方，不用再提现在大家都才想起来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和《过年回家》，贾樟柯的第二部电影《站台》也在一年后（2000年）来到威尼斯主竞赛单元，2001年，也一样不缺华语片身影，譬如朱文的《海鲜》、李玉的《今年夏天》和张扬的《昨天》。也同样是在我首次担任主席的1999年，第一次有韩国片进入主竞赛单元（张善宇的《谎言》），所以说我个人从来就关注着东方电影，而在随后两年中，金狮奖也都全部授予亚洲电影（2000年伊朗影片《生命的圆圈》，2001年印度电影《季风婚宴》）。
这次我重返威尼斯，也有四部华语电影入围，一部非竞赛的午夜影展片子（《太极》），一部国际影评人周（《小荷》）、两部地平线单元（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和《三姊妹》）。我得提醒各位，地平线单元和国际影评人周都是竞赛性质，不要只看到主竞赛单元这次没有华语片，毕竟我这次把主竞赛单元片目控制在18部，而全球有着200多个国家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地平线单元，这是我在2002年离任前，为这里加上的一条重要副线，让威尼斯成为第一个有着不止一个竞赛单元的电影节，鼓励更多有着独立制作模式的创新的电影参与进来。
这次来威尼斯的四部华语电影都很特别，有为公众打造的商业大片（《太极》），有年轻新锐导演带来的作家电影（由苏童编剧的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），有体现中国新音乐力量的（《小荷》），有世界杰出的纪录片导演王兵的新作（《三姊妹》）。另外，还能在地平线短片单元中看到蔡明亮的新片《金刚经》，这位艺术家总在不断超越传统电影的边界，即便在艺术电影领域，他也坚持以新的极端表现方式去探讨各种影像可能。”
中国新锐导演让我意外
问：主席先生为什么想到要安排这样一场专访？是为不同国家安排不同采访，还是仅为中国媒体定制？
答：是特别为你们（中国媒体）安排的。我对30年前打动我的华语电影，尤其是第五代作品记忆犹新，看到你们的激情、力量和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表现风格，我对于电影作者们如何讲述这么伟大的国家充满兴趣。所以今天的采访，算是为了让你们华语媒体了解我的苦衷，希望你们继续关注威尼斯，这个与中国与华语电影有着密切关系的电影节。另外，我第一次为威尼斯带来电影市场环节，也是为了增强东西方电影制作人的交流，提供商业面谈机会，让地球两端的思想交流，让文化产品互换。
问：谈谈作家苏童和她编剧的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吧。
答：我知道苏童是个伟大的华语文学作家，也因此在选片开始就关注这个电影。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导演重新为文学找到了新的讲述方式，苏童自己新的表达方式也从反方向为电影带来新的可能性。现在的年轻电影人视角注定与第五代甚至第六代导演不同，这同样体现在《小荷》中，尤其明显的不同是配乐方面，中国年轻人（先锋音乐人小河）竟然能把传统音乐和现代先锋音乐结合得如此巧妙和充满力量，这让我颇为意外，它给电影带来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Cult味，是撕裂式的冲击力，加强了电影的魅力。
我必须应对多伦多威胁
问：本届电影节入围片目缩减一半，主竞赛单元更只剩18部作品，电影节选片组有着怎样一个工作过程？
答：为了举办电影节，我们看了超过1600部的电影，知名导演的，没名新人的，电影工业大国的，从没电影传统国家的。欧债危机很严重，我们大家都得为一个盛会算清账目，和电影制片人一样，要更加懂得如何控制制片和发行成本。但在你们中国人教给我的词汇中，我明白中文里所谓的“危机”，就是“先危险，再有机会”。毕竟电影发展到今天，新的技术已经让拍摄成本大幅降低，几千欧元就能打造一个还算完整的作品，这让一些电影小国和没钱的新人都有机会制作电影，甚至能与大的电影工业帝国抗争。因此，为这次的电影节，我们既继续拉来电影强国的新片，也开拓了一些边缘国家的作品，比如尼泊尔的第一部短片，以及沙特阿拉伯独立完成第一部剧情长片。
问：您强调过这一次值得关注的电影市场，可我们知道一开始就定位为纯粹电影市场的多伦多电影节，在时间上与威尼斯如此接近，这会让你有很大压力吗？
答：开辟这个电影市场，是我所理解的帮助艺术电影作品的最佳方式，让年轻而有才华的电影人获得融资渠道，否则照今天这个局面下去，独立的艺术电影都要消失了。回眸这些年的威尼斯，看着这么多买家都为了赶多伦多的场而放弃威尼斯，我感到非常可惜和痛心。这让这个全球最古老的电影节陷入危险之中，我必须出面应对。
众议院新法案新契机
问：9月4日，意大利众议院将通过一个与中国加强文化合作的新法案，这对威尼斯电影节会产生什么影响？
答：东方，一直是意大利眺望的方向，从电影发展史看来，世界电影的中心也一直在往东移动。东方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能量都在剧增，我们得利用好这些契机，巩固已有的文化桥梁。
